2018-04-27 10:14 | 浙江新闻客户端 | 记者 王常权叶永烈先生教父电影教父电影在“梅溪讲堂”,做“四十年前的历史教父电影大转折—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”的讲座。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言勇 摄日前,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从上海来到乐清,在“梅溪讲堂”,做一场名为“四十年前的历史大转折—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”的讲座。提起叶永烈先生,只知道他是温州人,却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在乐清七里港;知道他是作家,却不知道他是北大化学系的本科生;知道他作品高产,却不知道他50多年来已写了3500多万字的作品。他对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:“科普作品1400万字,纪实文学1600万字,行走文学500万字,50多年总共写了3500万字的作品。”知道叶永烈要回到祖籍地访亲探友,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也做了一番案头功课,看网络上汗牛充栋的报道访谈,发现叶永烈先生就像他自己的作品一样,皇皇大观,无从归纳,于是一路跟着他,在项浦埭,在黄坦硐,在桃园书店,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。科普:辉煌的开始1960年,20岁的叶永烈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。他利用课余教父电影时间写了一本名为《碳的一家》的科普小说,并寄给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。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已经在着手编辑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系列丛书,编辑曹燕芳正是《碳的一家》的责任编辑,她十分欣赏叶永烈的文字。其实在当时,曹燕芳请了很多上海中学老师写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化学分册,但是她总觉得不满意,感觉他们写得像教科书。当看见叶永烈文笔活泼的科普小说时,曹燕芳觉得眼前一亮,于是将一些“为什么”寄给叶永烈尝试让他写,叶永烈就5个或者10个故事地写好一批寄过去,然后曹燕芳再提出意见,叶永烈再不断地写。最后,曹燕芳把别人的稿子全退掉了,基本上都采用叶永烈写的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化学分册173篇文稿中,有叶永烈写的163篇。之后,他又参与编写天文、气象、农业、生理卫生等分册。“1961年出版的5个分册中,共有971个问题,我写了326个,占了1/3,成为第一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写作量最大的作者。”他是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当时最年轻的、也是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。为此,叶永烈也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——一个“为什么”稿费5元,“1600多元钱的稿费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。”其实,他还可以得到更高的稿费,叶永烈带着玩笑的心情回顾说,“那时候写一篇‘为什么’的标准是10元,给我只有5元。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据说少儿社领导当时说,中国不要出第二个刘绍棠。”刘绍棠比叶永烈年长4岁,13岁开始发表作品,他上高中时,语文课本里就有他的短篇小说《青枝绿叶》。1956年,刘喜得一子,就在北京西城区光明胡同觅得一处没有北房的三合院,房子面中南海而背故宫,颇得古今之气,院内并有枣树5棵,槐树5株,还算宽敞,卖主索值2000元,在当时算得上骇人听闻,而刘绍棠并不还价。如此大手笔,自然引起争论。叶永烈说,第一版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后来共发行了550万册,成了超级畅销书。它也是叶永烈提亲时的礼物、“背叛”化学专业转行的推手。叶永烈先生告诉记者,经过近20年的准备与筹划后,《叶永烈科普全集》终于面世了——洋洋大观28卷,共计1400万字,由四川人民出版社、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。这是叶永烈科普文学创作最完整的一次汇集,涵盖科幻小说、科学童话、科学小品、科普读物、科学家传记、科普创作理论等六大类内容。当他听到乐清也有读者个人购买了全套的科普全集时,用了两个想不到来形容这件事,想不到有出版社愿意出,也想不到有读者愿意买,总之也算一个心愿了结了。叶永烈说:“我已经不写科普几十年了,这部作品算是对我早期创作的总结。”转型:辉煌的延续可以说,叶永烈在四十岁前,尝试了科幻小说、科学童话、科学散文、科学游记、科学相声等不同题材的创作,成为中国科普界一颗耀眼的“明星”。可就在叶永烈把科普文学写得红红火火的时候,突然大转笔锋,从科普文学转型到纪实文学。众人皆不解。对于这段历史,各种访谈里有各种解读,但当事人一直是采取沉默。只能说,承受着各种压力的叶永烈在告别科普文学,转向纪实文学创作后,与当年的科普作品一样,叶永烈的纪实文学作品很快轰动一时。随着《傅雷一家》《沉重的一九五七》以及《中国科学明星》《奇人奇事》《闪光的路》等报告文学选集的出版,叶永烈以纪实文学作家的身份,走进大众视线。紧接着,《陈云全传》《胡乔木传》《马思聪传》以及他的红色三部曲《红色的起点》《历史选择了毛泽东》《毛泽东与蒋介石》和黑色系列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等将叶永烈再度推到高峰。如今,再回头看当初的转型,叶老只是淡淡地用“随着年岁的增长,慢慢觉得科普类的东西不太能表达自己对国家、人民的看法,不能反映时代的命运”、“调到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后,自然就想往纯文学靠拢”等缘由来解释。对于纪实文学,叶永烈用了九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作品:大题材、高层次、第一手。有人称叶永烈为“旧闻记者”或“历史的记录者”。他说自己喜欢担任这样的角色。“作为历史的记录者,难度高。”叶永烈表示,他在创作中,必须做到“两确”——观点要正确,事实要准确。“旧闻记者”指的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寻找写作素材,这意味着叶永烈的采访对象大多数都是名人,这些人基本都住在北京,因为采访的常常是他们不愿提及的敏感事件,吃闭门羹、遭到冷遇是常事,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跑了一次又一次。“每次来北京采访,都托朋友的关系住在公安部招待教父电影所,每天在招待所来来往往的,除了我以外,全是戴大檐帽的警察,有人好奇问我是谁?门卫就说我是上海来的便衣。”叶永烈印象中最艰难的一个采访对象是陈伯达。“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,尤其是他经过多年监禁,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。再说,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。正因为这样,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,就直接拒绝了我。”叶永烈不死心,他没有“直取”陈伯达,而是先打“外围战”。在北京,他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,采访了他的老同事、子女、警卫员等等,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,才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。陈伯达家在北京一处偏远的楼房顶层,叶永烈到他家门口,大门紧闭,由于事先托人打过招呼,他敲门后是陈伯达的儿子开了门。经过精心的考虑,叶永烈用了这样一句开场白,他说:“陈老,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!”“哦,1958年,在什么地方?”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。“在北京大学。”叶永烈答道。于是,他说起一段往事:在1958年5月4日,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,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。“当时,你带来了一个‘翻译’,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。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在中国作报告,要带‘翻译’!”陈伯达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时叶永烈意识到,陈伯达实际上已经在接受他的采访。回家:近乡情更怯很多读者以为叶永烈是上海或是北京人,没想到他是温州人,更令人想不到的是,他居然还是乐清人。叶永烈的父亲叶志超,是当年乐清县慎江镇七里乡项浦埭(今属柳市镇)人。1919年起在军队供职,历任连副、团副和少校副官。1927年任温州咸孚钱庄经理、永嘉县银行行长等职。1935年起,兼任瓯海医院院长。还曾历任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、浙江省参议会参议等职。解放后担任温州市工商联合会首任主任委员,以及温州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常委,浙江省政协委员等职。叶永烈可谓是身出名门。用现在的话说,属于“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”。叶永烈上有哥姐,下有弟妹,他居中。叶永烈生活的温州尚留永嘉书香余味。在那个落后闭塞的海边小城里,叶永烈五岁便上小学,此后连连跳级,待到要北上求学时也不过十六七岁。在此之前,他最远去过一百公里外的雁荡山。叶永烈生在温州,只是名义上的乐清人。他和乐清的交集,也是少得可怜。他在乐清期间,和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张炳勋先生交谈,听到张先生谈起一些掌故,马上拿出录音笔录音,因为这些内容是他从未听闻的。而他在温州铁井栏大宅里见到的乐清老乡,大多是他家钱庄和银行的股东,一年来一两趟,收取分红。乐清市历史学会的会长张志杰,和叶永烈有过两次书信往来。一次是在2000年,当时他还在乐清市教育局工作,编局里的内刊《语文小报》。在《语文小报》小学版创刊的时候,他请叶先生题几个字。后来叶先生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了扫描件。上题:“多看、多问、多想、多写、多改,是写好作文的‘窍门’。”还有一次是2015年11月,叶永烈先生在一次口述历史的讲座上,听了张志杰对《乐清历史学会会刊》的介绍后,特意发来一篇他父亲的文章《乐清最近之灾情观察》,还加了详细的介绍,对文章的发表、成稿日期做了详细的考证,作家的严谨可见一斑。这次回乡,当叶先生看到张志杰出示的刊有他题字的刊物,颇有些唏嘘,他拿着手机,对这份泛黄的印刷品拍了又拍。其实,作为祖籍乐清的温州人,叶永烈对家乡的态度是很微妙的。过去他很喜欢回温州,后来随着父母的过世,也就渐渐地疏远了,回趟温州都像作客。在叶先生看来,他身上温州人的标签,可能就只剩温州话了。他告诉记者:“温州作为一个商业城市还是很成功的,温州模式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,名气很大。我也为有这样的故乡感到骄傲,但是温州当代数得上的学者,四十几岁、五十来岁的,几乎没有。我也不是在温州成为学者,不是在温州成为作家,所以我只有回到温州才自称温籍作家,其他时候都称为上海作家,因为我在上海都有半个多世纪了,完全融入了那座城市。”在他离开乐清的前一晚,记者问叶先生:“如果用一句诗句来形容这次故乡之行,应该是句什么诗?”叶先生搀扶着夫人下楼梯,想了一想,回过头说:“依稀故园梦”。捐赠:成就专藏档案叶先生这次回乡,谈自己的家庭和亲人,很大篇幅谈到了其父叶志超藏于温州70年之久的水墨画《申江战焰图》。该幅作品为日军工兵大佐高桥胜马于1933年秋所画,描绘的是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的景象。画宽1.3米、高0.5米,画面苍凉,一片断墙残壁,几棵枯树,一道铁丝网,十分萧索。画面中心有一翼然之亭,此亭在战火中幸存,至今仍屹立于庙行。画的左下方,竖写着一行中文:“陆军工兵大佐高桥胜马”,并盖着印章。画的左上方写有:“昭和八年秋于庙行镇写之”。这表明此画并非虚构的写意之作,乃是写实之作。尤为值得文史界珍惜的是,画的右侧竖写着篆字“申江战焰图”,用一小条纸贴上后加的。题字者落款为温州画家叶曼济。画上还有温州名医、书法家池源瀚(池苏翁)应叶志超邀,所题的两首七绝。画的左上方,是叶永烈父亲叶志超题写的两首七绝:“十载干戈旧战场,春申江浦感荒凉。画图一样经行处,废垒黄蒿剩夕阳。”“一片降幡出海东,始知黩武总成空。天骄也有黍离恨,应悔当时用火攻。”两诗之间,加了一行小字注释:余此次(1946年)自杭州道经沪上,所过之处与图相似。在题诗之侧,叶志超还写下一段小记,记述画的来历。叶先生告诉记者,1932年1月28日,日军突袭上海。驻沪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、蔡廷锴将军率领下,奋起抵抗。离庙行不远的吴淞,成了日本陆海军集中攻击的目标。2月22日,日军两万人在总司令植田谦吉的指挥下,由吴淞进逼庙行,十九路军坚决抵抗。战斗空前惨烈。庙行镇被打得断垣残壁。经过战火洗劫,庙行满目疮痍。高桥胜马翌秋去那里,一片凄凉,于是动笔绘下此图。另据叶志超《温州三次沦陷记略》与叶永烈查找资料所见,温州第二次被日军攻陷时,高桥胜马是侵温日军指挥官之一,任辎重联队队长,所以画作也就随他带到了温州。日军进城后,司令部就设在温州市区铁井栏毗邻叶家的大楼——永嘉商业银行内,叶志超正是该行行长。1946年春,叶志超在温州五马街神州画苑见到此画,以为是日军侵华的史画,从中可以汲取历史教训,于是买下画作,并在披阅之余,有感而发,写下两首七绝及小记。“父亲擅书法,喜欢字画,手头宽裕,买了不少名人字画。后来‘文化大革命’,很多都被扫荡一空。这幅画,弟弟把它卷起来,带到插队落户的乡下,才幸免于难,后在温州家中保存至今。”在叶永烈看来,这幅由日本军官亲笔所绘的日军侵沪所造成的惨象,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山水风景画。它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历史,对于今日中日两国人民都有着深远的内涵——以史鉴今,莫忘“黩武总是空”,“父亲常说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也正因如此,父亲在世时,总把这样一幅使人压抑的画作,挂在家中客厅最显眼的墙上,为的是永远不忘战争的苦难。”2016年,叶先生征得家人同意,将这幅画捐给了上海吴淞抗战纪念馆,以纪念“8·13”淞沪抗战84周年。叶永烈长期从事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,积累了大量的档案和口述历史资料,形成了相当规模的“叶永烈创作档案”。早在2014年,“叶永烈创作档案”捐赠仪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。在仪式上,叶永烈幽默地表示,自己曾设想离世之后在墓碑上写着:“对不起,我不能再为您回答为什么!”现在似乎可以改为:“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!”上海图书馆也表示,捐赠文献以“叶永烈专藏”的名义予以收藏。这是上海图书馆首次以在世的中国作家命名的文献捐赠专藏。叶永烈说,从事纪实文学创作这三十多年来,除了作品之外,最珍贵的就是他一步一步积攒的笔记、手稿、录音、信函等。把这些捐献出去,目的在于为后人留下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料。